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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|萨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

让-保罗·萨特(Jean-Paul Sartre,1905年6月21日-1980年4月15日)

让-保罗·萨特(Jean-Paul Sartre,1905年6月21日-1980年4月15日)

在上海译文2019年出版的萨特和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对谈录《告别的仪式》中,波伏瓦记录了萨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。与大家分享。《告别的仪式》

《告别的仪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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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十九日,星期三,我们和博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,谁都没有提这件事。只是在上床睡觉前萨特问我:“上午有人在《现代》说到这个谈话吗?”我说没有——这是实情。他看来有点儿失望。他本希望能找到一些同盟呢!第二天上午九点,我去喊他起床——一般在这个时候进房间都会见他在睡觉,那天却坐在床边,气喘吁吁,几乎不能说话。早些时候阿莱特在这儿时,他发作过一次所谓的“吞气症”,但为时极短。这一次却是从早晨五点一直持续下来,他连挪蹭到我的门口敲门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吓坏了,想打电话,不料电话已被切断——普依格没有支付电话费。我匆匆穿上衣服,到门房给住在附近的一位医生打了电话。医生很快赶来,他看了一下萨特就马上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。五分钟后他们来了,为萨特放血、打针,治疗了将近一个小时。然后,他被放置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,推过长长的走廊。一个医生在他上方举着氧气袋供氧。他们把他推进电梯,一直送到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。大家还不知道应把他往哪家医院送,只好再去门房打电话,我趁机回他的房间梳洗一番。我想,既然已有人接手,他的病症应该很快就可以终止。我并未取消与迪恩和让·普庸一起吃午饭的约会。我动身去见他们,在关上房门的一刻,我绝未想到这扇门从此再也不会为我而开。

饭后,我还是坐出租车去了布鲁塞医院——当时我知道萨特住在那儿——我请普庸和我一起去,并在那儿等着我。我对他说:“我有点儿怕。”萨特在重症监护室,呼吸正常,对我说他感觉很好。我没有待太久,因为萨特昏昏欲睡,我也不想让普庸久等。

第二天下午,医生告诉我说,萨特是肺水肿引起的高烧,很快就能退去。他住的病房宽敞明亮,萨特以为自己住在郊区。他发烧时说起胡话来。那天上午,他对阿莱特说:“小东西,您也死了。被火化时您的感觉怎么样?现在我们俩终于死了。(阿莱特是犹太人。朗茨曼经常跟我们讲他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电影,由此谈到焚尸炉。我们也谈到福里逊的观点,他否认种族灭绝的存在。另外,萨特是希望死后被火化的。)”他跟我说刚刚在巴黎附近的秘书(哪个秘书?)家吃了午饭。事实上,他以前从未称维克多或普依格为“秘书”,而总是叫他们的名字。看到我惊讶的样子,他解释说,医生人很好,为他提供了一辆车以便接送。他经过的郊区妙不可言、令人愉快。我问:是不是在梦中看到的?他说不是,神情中带着愤怒,我没再坚持问下去。

后来的几天,他的烧退了,也不再说胡话。医生对我说,肺部供血不足导致动脉运行不畅,所以才有这次发作。现在,肺循环已经恢复。我们打算马上去“美丽岛”,萨特十分开心,说:“是的,在那儿真好,可以忘掉所有眼前的事。”(他指的是跟维克多的谈话和后来的持续发酵。)医院规定萨特一次只能见一个人,上午阿莱特去,下午我去。我常在十点钟打电话问他昨晚睡得怎样,得到的回答总是“非常好”。他晚上睡眠极好,午饭后也会睡一会儿。我们谈些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去看他时,他一般是坐在扶手椅上吃饭,其他时间都是躺着。他瘦了,看起来很虚弱,但情绪还好。他心里盼望出院,但身体异常疲倦,也就心甘情愿地忍受目前的境况。阿莱特大约六点钟回来,看着他吃晚饭。有时,她会离开一会儿,好让维克多进来。

不久,我去问乌塞医生,萨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。他嚅嚅嗫嗫地答道:“我也说不准……他很虚弱,非常虚弱。”过了两三天,他说萨特必须要回到重症监护室去:病人只有在那儿才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得到检查护理,避免任何意外的危险。萨特很不乐意。西尔薇来看他时,他好像在谈论一个度假旅馆似的对她说:“这儿不好。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。一想到要去那个小岛,我就高兴。”

去“美丽岛”的事,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,我退掉了已经预定好的房间。医生希望把萨特留在眼前以免病情复发。不过,萨特换了一间房,比第一间更加明亮宽敞。萨特对我说:“这不错,现在我离家很近了。”他仍然糊里糊涂地以为自己在巴黎周边住院。他看起来越来越疲乏,开始长褥疮,膀胱功能也很糟糕。医生给他上了导尿管,下床时——其实已经很少下床了,后面要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塑料袋。我时不时离开他的房间,好让别的客人进来——博斯特或朗茨曼。这时,我便去候诊室坐着。在那儿,我无意中听到乌塞和另一个医生交谈时说到了“尿毒症”这个词。我明白了——萨特已经没有希望。我知道尿毒症常带来可怕的疼痛。我抽泣起来,扎到乌塞的怀里:“请您答应我,别让他知道自己要死了,别让他焦虑,别让他有痛苦!”医生沉重地说:“夫人,我答应您。”过了一会,我回到萨特的房间,他又把我喊了回去。在走廊里,他对我说:“我希望您知道,我答应的事不是随便说说,我说到做到。”

后来医生对我说,他的肾因为没有供血,已经不能运作了。萨特仍能排尿,但无法排除毒素。要挽救肾,本来可以动一次手术,但萨特已无力承受,而且那样的话大脑里的血液循环也会受影响,导致大小便失禁。没有别的办法了,只能让他平静地死去。

以后的几天,他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。他对我说:“早上护士处理褥疮时,我有点儿不舒服。别的都好。”“褥疮”看起来真可怕:一片片大红大紫的创面(幸好他看不见)。实际上,由于缺乏血液循环,坏疽已经侵蚀了他的肉体。

他睡得很多,但跟我说起话来仍然神志清晰。有时,人们会觉得他仍然希望痊愈。在最后的时日里,普庸来看他;萨特跟他要了一杯水,愉快地说:“下次咱们一块儿喝酒,在我家,喝威士忌!(乔治·米歇尔的话大体准确,但他认为这是萨特最后的话,却弄错了。)”但第二天他问我:“葬礼的费用怎么办呢?”我当然竭力反对,把话岔到住院的花销上,向他保证社会保险机构会出这笔钱。然而,我明白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,并不为此而慌乱。他唯一的担忧就是最后这些年让他烦恼的事情:没有钱。他没再坚持,也没问我关于他健康的问题。第二天,他闭着眼握住我的手腕说:“我非常爱您,我亲爱的海狸。”四月十四日,我来时他还睡着。醒来后,他没有睁眼,却对我说了几句话。然后,他把自己的嘴唇给我。我吻了他的嘴、他的脸颊。他又睡了。这样的话语和举动在他身上是极为少见的——显然,他已预见到死亡的来临。

几个月后,我日夜盼望的乌塞医生告诉我,萨特会问他一些问题:“最后会怎么样?我身上会发生什么?”然而,让他担心的不是死亡,而是他的脑子。他当然已经预感到死之将至,但并不如何焦虑。乌塞说,他“忍了”;或者,就像乌塞自己纠正的那样,他“认了”。医生给的欣快药也许起了镇静作用,但更重要的是,除了半瞎状态刚开始的时候,他总是隐忍以行,从容承受着发生的一切。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烦恼去烦别人。命运面前无计可施,任何抗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。他对孔塔说过:“就这样吧,我已无能为力。所以,也没什么好难过的。(《七十岁自画像》。)”他仍然热爱生活,但死亡他也不陌生,即使活到八十岁也是这样。他平静地迎接死亡,新澳门威尼斯app一点儿也不大惊小怪;他对周围的友谊和感情心怀感激,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:“该做的,我都做了。”

乌塞跟我明确道:萨特经受的苦难不可能影响病况,但强烈的情感刺激却会随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;不过,思虑和不快,如果能及时稀释,不会使万恶之源的脉管系统产生什么问题。他又说,脉管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越来越糟,最多两年,大脑就会受到严重侵蚀,到时候萨特将不再是萨特。

四月十五日(星期二)早晨,我像往常那样问萨特睡得好不好,护士答道:“是的。但是……”我立刻赶了过去。他好像睡着了,但呼吸得很用力,显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,他一直是这样。我守了几个小时,看着他。六点左右,我让位给阿莱特,要她一旦情况有变就打电话给我。九点钟,电话铃响了。她说:“完了。”我和西尔薇来了。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,但已不再呼吸。

西尔薇通知了朗茨曼、博斯特、普庸和豪斯特。他们立即赶来。医院允许我们在房间里待到第二天早晨五点。我让西尔薇去拿些威士忌,一边喝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时日、从前的往事,以及有待处理的后事。萨特常对我说,他不想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母亲和继父之间,他希望火化。

我们决定暂时将他葬在蒙巴纳斯公墓,再送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。他的骨灰将放置在蒙巴纳斯公墓的一个永久性的坟墓中。我们守在他身边时,记者们已将医院小楼包围起来。博斯特和朗茨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。记者藏了起来。不过,他们没能走进来。萨特住院期间,他们也尝试过拍他的照片。有两个记者还伪装成护士想混进房间,但被赶了出去。护士很有心地拉上窗帘、放下门帘,以保护我们的隐私。然而,还是有一张萨特睡觉时的照片被拍了下来,可能是从邻近的屋顶上偷拍的;这张照片发表在《竞赛》上。

有一刻,我要求留下来和萨特单独待一会儿;我想钻进被单,挨着他躺下。一位护士阻止了我:“不行。小心……有坏疽。”这时,我才明白所谓褥疮的真正性质。我在被单上躺下,小睡了一会儿。五点,护士们进来了。他们在萨特的遗体上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,带他走了。

后半夜我是在朗茨曼家过的,周三也在他家。后来的几天,我在西尔薇家住,这使我免于电话和记者的骚扰。这天,我见到了从阿尔萨斯赶来的妹妹,还有一些朋友。我翻看报纸,还有纷至沓来的电报。朗茨曼、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一切事宜。葬礼先是定在周五,后来改为周六,以便更多的人参加。吉斯卡尔·德斯坦派人告知,他了解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,但他愿意提供安葬费。我们拒绝了。他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。

周五,我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,想在安葬之前再看一眼萨特。我们来到医院的大厅。萨特已被放进了棺材,身上穿的是西尔薇买给他看歌剧的衣服,这是我住所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。西尔薇不愿意上他家找别的衣服。他神态安详,和所有死人一样;他面无表情,和大部分死人一样。

周六上午,我们重聚在医院大厅。萨特全身袒露在那儿,脸上没有遮盖,衣冠楚楚,面部僵硬而冰冷。在我的要求下,平高给他拍了几张照片。过了很长时间,有人用布单盖住萨特的脸,关上灵柩,带走了它。

我同西尔薇、妹妹和阿莱特进了柩车。一辆满载着各色花束和花圈的小汽车走在前面,还有一种迷你巴士,里面坐着上了年纪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。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后面,大约五万,以年轻人为主。有人敲柩车的窗户——他们大多是一些拍照的人,把家伙事儿顶在窗玻璃上,希望抓拍到我。《现代》的朋友在灵车周围形成一面屏障,一些陌生人自发地手拉手筑起一道围墙。总的来说,一路上人们井然有序,群情激昂。朗茨曼说:“这是一九六八年运动的最后一次游行。”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吃了安定,多少有点儿麻木僵硬,一心想着千万别瘫倒。我对自己说,这正是萨特一心向往的葬礼,但他已经无从知晓了。我从柩车里出来时,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。我要了把椅子,在坟坑边呆呆地坐着,脑中一片空白。我看到有人栖在墙上,有人栖在墓上,影影绰绰的一片。我站起来要回到车里去,只有十米远,但过于密集的人群让我觉得自己要闷死了。我与从墓地三三两两返回的朋友一起再次来到朗茨曼的家。我休息了一会。后来,因为不想彼此分开,我们一起去泽耶尔家独立的厅房吃了晚饭。当时的情况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好像喝了很多酒,下楼梯几乎要人抬着。乔治·米歇尔把我送回住处。以后的三天,我住在西尔薇家。周三上午,萨特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,我心力交瘁,已然没法前往。我睡着了,而且——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——从床上掉下来,在地毯上坐了很久。西尔薇和朗茨曼从火化场回来,发现我已满嘴胡话。他们把我送进医院。我得了肺炎,两周后痊愈。

萨特的骨灰移送到蒙巴纳斯公墓。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手将几束鲜花放在他的墓上。

有一个问题,事实上我从未问过自己,但读者也许会问:死亡迫近时,是否应该向萨特预告一下?住院期间,他极其虚弱,没精打采,我当时一心考虑的就是对他隐瞒病情的严重性。但在那之前呢?过去,他总对我说,如果得了癌症或是其他什么不治之症,他都希望“知情”。不过,他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。他“处于危险之中”,但他会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挺到十年之后,或者,一切都将在一两年内完结?没有人知道。任何预设都无从谈起,他也没有可能更好地照顾自己。他热爱生活。承受失明和极度虚弱的状态,已经让他不堪负荷。确切地意识到威胁已经迫在眉睫,这只会给他最后的岁月罩上一层无谓的阴影。毕竟,我也和他一样,在害怕和希望之间摇摆。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。

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。我死了,我们也不会重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,这已经很美好了。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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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告别的仪式》 [法]西蒙娜•德•波伏瓦 著 孙凯 译

1970年,萨特65岁。两年前的“五月风暴”虽然已经结束,但余波未平,深受该事件影响的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,提出了“新知识分子”的概念。同时,他担任着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、参加集会、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、筹备电视纪录片,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,坚持从事文学创作。

但无法忽视的,是不断折磨他的各种病症:高血压、视力下降、脑损伤、尿毒症……

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萨特。他想到了他的身体、他的年龄,想到了死。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、疾病和死亡?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?

作为最接近萨特,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,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,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,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,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,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。

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,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、童年和求学经历,并且梳理了对文学、哲学、阅读、写作、音乐、绘画、平等、金钱、时间、自由、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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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20-04-16 12:02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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